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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地方性法规施行 50万册民族古籍获依法保护

当人们谈起古籍时，往往会想到尘封库房里的泛黄纸页和晦涩难懂的文字，但随着中国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地方性法规正式施行，沉睡已久的典籍正在被重新唤醒。尤其是其中约五十万册珍贵的民族古籍，不再只是被动地“存而不动”，而是在法律护航下进入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，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下生活的重要纽带。

古籍保护利用新阶段的意义

这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，标志着古籍事业从单纯依靠行政管理，转向以法治为基础的长效机制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古籍保护更多依赖机构自觉和项目投入，标准不统一、责任不清晰的问题时有出现。如今，通过立法明确古籍的认定标准、保护层级、管理职责和利用方式，不仅为文博机构、高校图书馆、宗教活动场所提供了清晰的制度依据，也将社会公众、民间藏书家、数字平台纳入到统一的规则框架之中。

在众多古籍中，民族古籍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。它们以藏文、蒙古文、维吾尔文、哈萨克文、壮文等多种文字记录了地方历史、族群迁徙、医药知识、口头传统和宗教仪式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。五十万册民族古籍获得依法保护，意味着这些曾经深藏在寺院、家族书楼、山区民居中的文献，首次在制度层面被整体纳入保护视野，有助于全面梳理各民族文化谱系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扎实的文献支撑。

从“重保护”到“重保护也重利用”

长期以来，古籍领域存在一个普遍倾向，即重视文物属性、强调“禁止性措辞”，例如“不得翻阅”“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库房”等。这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必要性，但副作用是利用不足、传播受限，许多经典文本没有机会走出专业圈，形成实际的社会影响。地方性法规的创新之处在于，将“保护”与“利用”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，提出在确保文物安全前提下，鼓励通过影印、数字化、译注、展览、主题讲座等方式，让古籍真正被“用起来”。

在这一框架下，民族古籍的价值更容易得到凸显。比如，一部记载民族医药经验的古籍，过去可能只是被当作珍贵文物锁在库房中，现在则可以在严格管理下进行高清扫描、术语对照、现代语言标注，供医学史研究者和传统医学工作者查阅，还可以通过科普读物、纪录片的形式，让普通读者理解其中关于草药、针灸、饮食养生的知识。这种“有边界的开放利用”正是法规所强调的方向，既避免古籍因频繁翻阅而受损，又让文化内容不再被过度封闭。

民族古籍的独特价值与现实困境

民族古籍往往具有“一种文字承载几重文化”的特征。以某些藏文文献为例，一部经典之中，既包含宗教仪轨，也记载地方政务、农业技艺、天文历法；部分蒙古文古籍中，则混合出现汉语、波斯语、阿拉伯语音译词，折射出当时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情况。这类多层次文本，对于研究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互动史、草原与农耕文明的融合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。

从保护实践看，民族古籍也面临明显的现实难题。一是分散零碎，很多珍本散藏于各地寺院、个人家中，存在火灾、水灾、虫蛀甚至随意丢弃的风险；二是专业人才不足，懂民族语言文字又熟悉古籍整理方法的复合型人才较少，导致大量文献尚未完成基本的目录编制；三是资金与技术压力，民族古籍纸张、装帧形式复杂多样，修复往往需要定制工艺，成本远高于普通图书。地方性法规通过明确财政保障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、规范修复资质认证等方式，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制度通道。

法规框架下的制度创新

在具体条款设计上，地方性法规在多个环节体现出“综合治理”的思路。通过设立古籍资源调查与名录制度，要求相关部门定期开展摸底普查，对包括民族古籍在内的各类文献进行登记、建档，将其纳入统一的数据库管理。在保护层级上，将具有特别价值的古籍纳入重点保护名录，鼓励建立专门库房和环境监测系统，对纸张酸化、霉菌扩散等问题进行长期监测和干预。

更具前瞻性的安排在于数字化与信息共享条款。法规鼓励利用高精度扫描、光学字符识别、多语种标引等技术，为民族古籍建立数字复制品和全文数据库，并提出在确保国家秘密和知识产权安全的前提下，逐步向社会开放查询。这为未来构建多语种古籍知识平台打下基础，使研究者可以跨语种检索文献，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译文、导读等入口，接触那些原本只被少数人掌握的经典。

案例一 民间家藏民族古籍的“转危为安”

在某多民族聚居地区，一位老牧民家中祖传的手抄经卷曾经被随意堆放在木箱里，多年受潮、鼠咬严重。过去，地方文化部门即便了解到情况，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介入，只能通过劝说方式建议对方捐赠或移交。自地方性法规施行后，相关机构可以依据条款对重要民族古籍进行“备案式保护”，为民间藏书提供免费的初步修复、数字复制服务，并在尊重所有权的前提下签订保护协议，约定借展、数字共享等事项。

这类制度安排让民间藏书者的顾虑大大减少：一方面，原件仍然归个人所有，文化部门不会“无偿收走”；经过专业修复和数字化处理的古籍获得了更高安全保障，也有机会成为展览、研究项目的一部分。老牧民的家族经卷在完成修复和数字化之后，被纳入当地民族古籍数据库，还在一次专题展览中以高清复制品形式公开展出，让更多同胞第一次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看似普通的经卷，实际承载着极高的历史价值。

案例二 少数民族医药古籍的现代转化

另一类典型案例来自民族医药领域。某地区保存有大量少数民族医药古籍，内容包括草药采集方法、配方比例、禁忌说明以及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医治步骤。这些文献长期被视作“小范围经验”，既缺乏系统整理，也缺乏科学验证。法规实施后，当地在古籍保护规划中设立了专门的民族医药专项，对相关古籍进行系统修复、数字化和分类编目。

在此基础上，医学院校与科研机构成立联合团队，从中筛选具有潜在价值的方剂和理论，在伦理审批和科学实验框架下开展研究。部分药方经现代药理分析被证实具有抗炎、调节免疫等作用，为新药研发和传统医药创新提供了思路。这一过程既遵循了古籍保护的技术规范，又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了“内容活化”与“知识创新”的统一，体现了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。

法治保障与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

古籍保护利用不可能仅依靠少数专业机构完成，必须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格局。地方性法规在条文中多次强调社会力量的角色，例如鼓励高校设立古籍相关专业和课程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整理、公共解读活动，为企业通过赞助修复、建设数字平台等方式参与提供政策激励。这种设计意在构建“政府引导 社会共建 专业支撑 公共共享”的治理模式。

对于民族古籍而言，社区内部的参与尤为关键。无论是宗教场所中的典籍守护者，还是普通家庭中的藏书人，都是第一时间发现古籍受损、被盗、流失的“前哨”。法规通过设立举报奖励、流失文献追索协作机制，让本地居民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用户，也是守护者。与此公众通过参观展览、参与读书会、观看纪录片、使用数字古籍平台，对民族古籍的多元价值有了更直观的认识，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更自觉地尊重、保护传统文化。

推动中华文化共同体叙事的深层价值

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中国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地方性法规的施行，以及五十万册民族古籍的依法纳入保护体系，不仅是文化遗产管理方式的技术升级，更是文化叙事方式的深刻调整。过去，人们谈论中华文明时，容易不自觉地以单一视角凝视历史，而民族古籍的系统保护与开放利用，提供了多声部、多视角、多语言的历史证词。通过这些文本，我们能看到不同族群在农耕、牧业、渔猎、手工业、贸易往来中的智慧，也能看到他们在国家治理、宗教信仰、伦理观念方面与其他地区的相互影响。

当这些散布在大江南北、高原草地、边疆口岸的民族古籍，通过法规保障被系统定级、妥善修复、数字呈现并合理利用时，一个更加清晰的事实便逐渐显现出来 中华文化从来就是在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共同体文化 这使得古籍保护不再只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文博工作，而成为凝聚文化认同、增进社会理解与信任的长期工程。

可以预见，随着法规实施不断深入，古籍保护利用将从点状试验走向整体规划，从被动抢救走向主动整理，从机构单打独斗走向社会协同参与。特别是那五十万册民族古籍，在法律与技术的双重支撑下，将以更加鲜活、多样、开放的姿态，持续影响今天与未来的文化生活，为理解这片土地与所有在其上生活的人们，提供更加丰富而立体的文本凭证。